“忏悔”意识与郭沫若的身份认同

郭沫若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"医生"到"文人",再到"政治家"的转变,在不同的转折点,为寻求新身份的合法性,一方面他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修改,另一方面也对自传叙述作相应的调整。在"弃医从文"的转变中,他在与田汉、宗白华二人的通信中表现最为强烈的是一种忏悔意识,而这种忏悔并不完全是宗教意义上寻求"宽恕"的行为,也是郭沫若获得新的身份认同的心理机制。本文所探讨问题的是郭沫若如何通过忏悔的心理机制和言语行为,获得新文学圈的认同,以及这种心理机制在他身份的第二次转变中所发挥的作用,并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稍作思考。